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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就是香港人

小芳 24天前 3 商界动态

摘要:香港最近有点热。

香港最近有点热。互联网公司掀起新一波赴港上市潮,名单里不乏小米、美团、映客、同程艺龙这样的明星选手。

香港也有点凉。人才抢夺战里出现了它的身影,一项“科技人才入境计划”将从本月25日起接受配额申请。流程简化固然是好事,但其中意味也不言而喻:香港不再是年轻人向往的圣地。

冷暖之下再回看当年的大逃港,不免唏嘘。

40年间,彼岸已成此岸。那代人以命相拼游向彼岸的故事,藏进了罗文的歌词里,也连同深圳梧桐山上残存的铁丝网,成为逐渐被淡忘的历史碎片。

1952年7月,张爱玲和其他等待过境的人挤在一起,他们都盯着那道铁丝网,过了那里就是香港。

但站在罗湖的烈日之下,他们能看到的不过是远处热到颤抖的空气。即使这样,也没人愿意听警察的话到阴凉处。张爱玲后来把这段经历写在了《重访边城》里:“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仿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但是仍旧有这么一刹那,我觉得种族的温暖像潮水冲洗上来,最后一次在身上冲过。”

张爱玲行李箱里装着香港大学的通知书,这位32岁的上海没落贵族此去香港,是要继续10年前因战争而中止的学业。

跟张爱玲一样向往香港的还有很多人,但其中多数没有她幸运——他们没有合法渠道,通往香港的路只有一条:逃。

后来有香港四大才子之称的倪匡在1957年选择了这条路。

他本是内蒙古插队青年,因为在天寒地冻里拆了座小木桥生火取暖被扣上“破坏交通的反革命大罪”,听闻要判刑十年,22岁的倪匡选择了跑路。花掉从亲友那凑到的450块钱后,他如愿坐上那艘名为运菜实为偷渡的小船,从广州到澳门再辗转到了香港。

从九龙偷偷上岸的第二天,倪匡被领到政府部门填表、办身份证,正式成了香港公民。

年轻时的倪匡

倪匡也还算幸运。港英政府当时的政策是:偷渡者只要抵达边境就不会被遣返,这项条件在1974年变更为:突破边境到达香港市区才能获得身份,等到1980年,港英政府就彻底关上了为非法移民颁发身份证的窗口。

政策变动背后的事实是:从大陆逃港的人越来越多。大逃港研究者陈秉安曾经统计一组数据: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深圳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

很多人逃港只是为了吃饱饭。以1959年的广州为例,当年粮食收成比平时正常少了61.25亿斤,相当于全省8个月的口粮没了。蕉渣、禾秆开始成为人们的果腹之物。

深圳宝安流传着不少民谣,“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的费用)”、“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梧桐山。

这座横跨罗湖、盐田、龙岗三区,占地面积达31.28平方公里的山脉,如今是深圳八景之一。但对于当年的偷渡者来说,那是危险重重的死亡之地。

当时从深圳逃亡香港的路线主要有三条:梧桐山、后海湾、大鹏湾。

其中,山路最受妇女儿童欢迎,边防也最严。偷渡者白天只能躲在茅草里忍受蚊虫叮咬,晚上再小心翼翼地前行,原本几个小时的路程经常要花上好几天。早期,边防战士被允许直接开枪击毙偷渡者,于是,很多人的逃港之路永远终结在山林之中。

从躲藏的山林中被警察搜出的难民

另外两条逃港之路也遍布艰险。

西路的后海湾靠近珠江口,海水偏淡,一度是最热门的偷渡地点,但泥潭里的蚝壳常把偷渡者的双腿割得鲜血淋漓。东路的大鹏湾防守最松,但夏季的台风和鲨鱼是偷渡者上岸的最大障碍。

同行者也可能成为最危险的存在。《起锚》一书中记录了一个真实故事:一对亲戚结伴从大鹏湾偷渡,海水中,其中一位的球胆破了,他抢下对方球胆,最终成功偷渡,留下对方命丧大海。

太多生命消失在黑夜草丛和冰冷海水里,拉尸行当由此催生。

70年代,蛇口地区的“拉尸捞”每埋一具逃港者尸体的工钱是15块。有人曾经一天埋下50具,其中4位是他的亲人。

而对于最终踏上香港土地的“幸运者”来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用性命换来的明天,似乎尚不明确——很多人上岸时身无分文,而此前的学历和职业能力都不被认可,想要生存下去,只能靠力气。

于是,工厂、酒楼这些需要廉价劳动力的地方,成为很多逃港人的最初去处。他们很舍得拼命,有人为了多拿20元,甘愿连续在闷热厂房工作16个小时。香港老板为此很喜欢这些大陆客。

天台木屋成为很多逃港者最初的栖息之所。

这些搭建在街角和大楼天台的简易小木屋,藏着逃港者对新生活的期待。有人忙着粘纸盒、缝袜子、勾纱,换取生活费;有人总是行色匆匆,夜色中推门而入倒头就睡,天刚亮又出门干活去了。

在香港,谋生的方式有很多种。

倪匡进了家染厂当杂工,但收入不高,还有工头来抽成。他琢磨着要找路子多挣点钱。报纸上连载的小说给了他灵感——这位出生在上海知识分子家庭的年轻人自小读遍世界名著,他自信写小说肯定没问题。

他开始白天打工晚上写小说。

他写作速度很快。发表在《工商日报》的第一篇小说,是关于内地土改中一位地主婆抱着孙子被活埋的故事,只花了几个小时就完成了。他得到了90块稿费,相当于染厂一个月的收入。

倪匡的人生轨迹自此改变。连续发表几篇小说后,他辞掉染厂工作,开始全职写稿,几个月后,他得到《真报》社长的工作邀请,由此进入新圈子。后来,人们将他与金庸、黄霑、蔡澜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而当年逃港的惊险,也化作了倪匡嘴里的诗意表述:冬夜里骑匹瘦马,雪地里逃亡。

刘梦熊“一条泳裤渡香江”也成为香港金融界的美谈。

六天六夜的长途跋涉、9个小时的疲惫长游,背诵毛主席语录来给自己打气,最后只剩一条泳裤,这些传奇描述构成了他在1973年9月的新开始。

在不锈钢餐具厂找到工作后,这位28岁的年轻人并不甘心。他被报纸上一则语焉不详的招聘启事吸引:“如果阁下对目前工作处境感到不满,而有胸怀更大的事业抱负,对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充满信心的话,本公司愿与阁下诚恳一谈”。

刘梦熊穿着溅满油渍的工作服就去参加了面试,最终顺利进入这家日本期货公司。几年后,当同行们还在研究交易,这位前广州知青已经开始在报纸上连载期货知识专栏,后来,这些内容被汇编成《期货决胜108篇》,刘梦熊也得了“期货教父”的美称。

多数情况下,所谓成功,就是有能力有野心者,恰到好处地赶上了时代的潮头。

刘梦熊投身金融行业的7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腾飞。四会鼎立之下,香港资本市场繁荣,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郭氏兄弟的新鸿基地产先后上市,为香港人的财富造梦。

《起锚》作者黄东汉也加入了炒股大军,汇丰银行的股票让这位逃港者狠赚100多万,这些财富后来直接变成了广州4套房和香港1套房。

于是,逃港人既是香港经济的推动者也是受益者。有人曾经分析上世纪末的香港富豪排行榜发现,前100名中有40多人是逃港者,其中包括金利来曾宪梓、壹传媒黎智英、刘梦熊等人。而很多香港文化精英也曾是逃港者。

当然,这只是香港新生活金灿灿的一面。混迹在底层的逃港者依然是多数。

有人选择了暴力方式攫取财富。17岁从广东独自逃港的叶继欢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只能到处干体力活。在工厂挨欺负后,他决定不能再当老实人,要有钱,免得别人看不起。

几年后,他第一次持枪抢劫,连环扫荡了尖沙咀金行和中环表行,很快被捕。随后,他越狱,再抢劫,1993年,他手持AK47在旺角打劫的身影被市民拍下,后来成为诸多香港警匪片的题材原型,也得了“贼王”之称。

叶继欢在街头持枪抢劫

大逃港在80年代突然消失了。

转变发生在1980年。总设计师南巡之后,这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负责特区筹建工作的吴南生回忆:

“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这与政府此前的严打有关。在中央指示之下,广东省委成立了专门的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习仲勋任组长。深圳宝安200多个外逃严重的公社和大队书记被召集起来开会,习仲勋在会上解释:偷渡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到我们这边才好”。

1980年,习仲勋到深圳考察,正中为习仲勋

特区成立确实让人看到了希望。几个月后,香港方面也关上了大门:所有从内地入境人士将被遣返、禁止非法入境就业否则雇主受罚等等。

一段历史就此终结。

此后,逃港者的命运融入了香港的跌宕故事中。他们曾经拼命逃离的深圳,逐渐变成内地的机遇之地,无数年轻人从各地奔赴而来。等到1990年,在深圳特区成立10周年的庆典上,习仲勋提起那段大逃港的历史,意味深长地感慨: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无独有偶,类似情况一度出现在1997年前的香港。

正式回归前,数十万对未来缺乏信心的香港人选择了逃离,其中多是中产阶级,随之离开的还有5000多亿资金。

如今看来,那显然是欢愉又危险的一年——香港回归后不久,亚洲金融危机来了。《中国新闻周刊》在1998年引用的数据称:一年之内香港股市下跌一万多点,市值蒸发2万多亿港币,股民损失惨重。这段经济低迷期差不多持续到2003年,催生了超过10万名“负资产”人群。

在此期间,逃港者的故事渐渐淡去。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香港股市,去香港旅游、工作、求学、就医变得越来越寻常,当年逃港的艰险,在年轻人看来如同远古之事,不可思议。

而逃港者曾经拼命向往、用力融入的这座城市,也正在经历着祛魅。

如今,在港股市场,最风光的公司是来自内地的腾讯,彭博社曾称其为“香港证券市场的压舱石”。错过阿里成为香港人的遗憾,直到今年1月,林郑月娥还对马云说:“我现在希望阿里巴巴能回到香港上市”。

香港似乎很久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新故事了。高房价高物价之下,很多人想逃离。香港智库思汇政策研究所曾在2016年做过随机调查,被选取的1500名居民里,66%认为香港不适合下一代成长,42%选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离开香港。

显然,想讲好新故事,香港需要更多人才。

于是,当中国的二线城市在今年纷纷掀起人才抢夺大战时,香港在其中的身影尤为瞩目——抢人不是什么丢人事,但终究不是一线城市的玩法。

这难免令人唏嘘。

香港“乐坛教父”罗文是1962年的逃港者,他后来把穿越香江等待黎明的那一刻写成了《前程锦绣》里的歌词,“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那怕去到远远那方”。

歌词里的故事,大概只有故人能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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