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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公司年利税超万亿,利润是BAT总和的8倍
2018-06-14 08:01:58 231

来源:商业人物作者:冯超

几年前,中国一家神秘的巨头公司因为参与兴业银行定增,向世人展示了实力:2010年,它的营收为7704亿元,实现净利润1177亿元。这个利润是当年BAT利润之和的8倍。去年,它上缴财政超过万亿元,与当年中国的国防预算相当。

它就是中国烟草总公司,一家神秘、饱受争议的巨鳄。

1988年,云南发生两次强烈的地震。当时云南省的财政收入只有50亿元,救援资金捉襟见肘。省里的相关领导跑到中央要钱。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并不好,中央也缺钱。省领导几天内想到一个办法:红塔山、云烟等香烟在市场供不应求,但国家限制生产指标,限制先进设备的引进,如果放开限制,云南的好烟产量翻一番,就有钱了。

地震发生前6年的1982年,秉承对烟草实行专卖专营的国务院成立了中国烟草总公司。两年后国家又成立国家烟草专卖局。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实际是一套机构、两块牌子,烟草总公司的总经理,同时担任专卖局局长。

中国烟草总公司虽拥有“公司”之名,但更像是中国烟草体系的代言人,它拥有对全国烟草行业“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进行集中统一管理的权力。某种程度上,新中国之后的烟草工业史也就是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历史。

云南方面就给当时的国家总理写信,谈到云南名优烟翻番工程筹集地震重建资金的设想: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三四年内上缴中央财政的钱是60亿元,而云南灾后重建的15亿资金也就有了着落。总理看完信,就指示做研究。借助香烟,重建资金有了,中央财政也有收入,还能满足市场供应。一举三得,好主意。

时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江明接到指示要去云南。他当时还纳闷,云南地震和我们烟草有什么关系呀?

云南名优烟翻番工程让云南烟草行业的同志很欣喜。云南的卷烟企业进口了大批的设备,得以迅猛发展。地震灾区的重建有了资金保障。1989年,云南卷烟的利税是47.5亿元,而到1992年,猛增到127.8亿元。

国家放开对云南烟草的管制时,褚时健抓住机会,在90年代初将红塔山打造成中国名牌香烟。那时候,他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玉溪烟草公司经理和玉溪地区烟草专卖局局长,大权在握。后来,他因为贪污而被判了刑。

烟草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十二五期间,烟草行业税利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始终保持在7.2%—7.5%之间。五年上缴财政总额4.13万亿元,年均增长17.5%,比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率高4.7个百分点,是所有行业中的第一纳税人。哪怕是在经济下行的2015年,烟草行业上缴税收和利润10950亿元,增长20.2%。

云南、湖南、贵州一直都是烟草财政。2015年,烟草工商税利与这三省地方财政总收入(全口径)的比率分别为50.18%、24.24%和19.27%。若这些地区的烟草企业发生波动,地方财政就会受到影响。

云南省税务局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全省税收收入构成中,卷烟工业‘两税’收入占全省税收总量的一半,若加上商业环节缴纳的增值税、烟草工商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及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税收可达到60%左右,只有40%的收入是其他非烟草企业缴纳的。显现出经济财政税收增长对烟草产业的过分依赖。”

2012年,云南彝良发生5.7级地震。那时候,云南省发改委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增加40万大箱卷烟生产指标,想为地方增加6亿多元税收,用于灾区的灾后重建。但是这个消息出来后,引来一片质疑声。

一些人觉得,用制造灾难来救援也是一种灾难——中国卷烟的产销量已经世界第一,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者已超过100万人,40万大箱卷烟可供300多万吸烟者消费一年。云南发改委后来说,没有这回事儿。

彝良地震的卷烟生产指标争议,不过是中国烟草总公司与中国控烟派斗争历史中的一个小场面罢了。

烟草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目前唯一合法害人的产业”,言外之意,这是一个帮助抽烟公民行使慢性自杀权利的贴心助手。2005年,中国加入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中国的控烟形势一直不乐观。

按照《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评判标准,2010年我国的控烟成绩为37.3分,居于百余个公约缔约国的最后几位。公约签署十周年时,一份由中国民间控烟机构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十年来,中国的卷烟产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近50%。

在参加《控烟公约》谈判时,中国烟草总公司的一位官员曾指着卫生部官员大骂,“你们要控烟?我告诉你们,这是在卖国,你们是公务员,工资的1/10都是拿我们的钱!”

2008年,南非德班召开了《公约》缔约方会议。在讨论烟草包装警示语的实施准则时,中国烟草总公司的代表称,使用烂肺等图片警示很困难。中国的烟盒上都是名山大川,放难看的图片是“对广大公众的污辱和不尊重”。

这次会议之后,参会的代表授予中国“脏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烟盒漂亮,不要公民健康。时至今日,中国的香烟烟盒上还有名山大川,依旧缺少警示性的图片和标语。中国烟草行业对外包装的改进是,将“吸烟有害健康,请勿在禁烟场所吸烟”这句健康警语印在烟盒上。

但舆论对烟草行业批评一直持续。汶川地震后,四川灾区建立了一所“四川烟草希望小学”,屋顶上有“中国烟草”标识,学校旗杆前刻着“立志奉献社会,烟草助你成才”。舆论哗然。2011年,一位研究烟草的专家被提名为院士,舆论再次哗然。次年,中国工程院不再受理烟草领域院士提名。

中国控烟之难,原因有二。

其一,中国烟草总公司已迅速成长为几乎“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财政税收上的贡献也让其底气十足。烟草总公司是政企合一的产物,它专卖专营,既管销售,又管烟草生产,同时又是烟草企业。它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效果可想而知。

其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自律而非强制性的公约,控烟决心,依赖自觉。

如果只讲烟草行业于税收、就业的作用,它似乎有合理存在的理由。但抽烟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并不低。

2012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委托调查的最新报告《中国烟草业经济和财政效益再评估》出炉。报告称,烟草行业给中国带来巨大经济负担。2005年因吸烟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高达2526亿元,相当于GDP比重的1.4%。

当年烟草业上缴的利税总额为2400亿元。两者相减,烟草业的社会净效益为负126亿元。到2010年,这个数字扩大到618亿元。

这份报告指出,从种植、制造等流程来看,中国烟草行业的经济利润平均为负,不论是烟农、烟草工人还是整个宏观经济,对这个行业的依赖性都没有研究所估算的那么大。而这个行业仍旧壮大的理由是:政府对烟草行业财政税收的依赖。

这个调查结果并未引起讨论,而是石沉大海。

2018年1月召开的全国烟草会议公布了今年几大重点任务。这其中包括,“坚定不移强化专卖管理,着力净化烟草市场环境秩序”,“坚定不移服务脱贫攻坚,着力推动烟叶生产协调平衡”。烟草公司今年计划实现税利总额11306亿元。

控烟,没有出现在今年的重点任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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