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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领袖论坛嘉宾丨著名经济学家樊纲的视野和判断

新媒体 36天前 0 商界人物

摘要:2018商界领袖新年论坛与会嘉宾系列报道㉗知名经济学家樊纲已经确定出席由商界传媒集团主办的“大变革与新起点——2018商界领袖新年论坛”。

2018商界领袖新年论坛与会嘉宾系列报道㉗

知名经济学家樊纲已经确定出席由商界传媒集团主办的“大变革与新起点——2018商界领袖新年论坛”。他将在1月24日上午论坛的“变革时代的商业新机遇”环节上,做主题分享。想要现场聆听樊纲更多企业家的演讲,点击图片即可报名。

一直专注研究宏观经济的樊纲,与魏杰、刘伟、钟朋荣被称为经济学界的“京城四少”,其撰写的《灰市场理论》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

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曾两度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被西方媒体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连续三年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和英国《观点》杂志评为“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樊纲的经济人生,还要从那段“上山下乡”汹涌来袭的岁月说起。在时代的裹挟下,樊纲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白天挖土、伐木、开拖拉机,闲暇时读马列著作、哲学、政治经济学,甚至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当时兵团出现的问题。

虽然错过了中学,但好在赶上了恢复高考,填报志愿时,樊纲三个都选了经济学专业。他在《经济人生》一书中,侃侃谈起在农村的那段时光,“最大的收获是从最底层开始了解中国社会,这些是从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今天你在思考关于国计民生的一些很重要的课题的时候,会想到仍然生活在山村里的老百姓。”

以下为樊纲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观点:

没有不好的产业,只有糟糕的企业

中国经济下滑了六年,目前看来,L型基本到底了,于是网上开始热炒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在樊纲看来,“一些问题还没解决完,包括产能过剩、债务过多、僵尸企业、库存积压等等,这些问题还得进一步清理,大量企业还得继续调整。”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2004-2007年及2009-2012年两次“经济过热”,产生了以产能过剩为标志的诸多“后遗症”。在这些周期性问题产生、发展与调整的过程中,一些中小企业的日子不好过,唱衰制造业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

樊纲在公开演讲中多次提到,“说钢铁、水泥、玻璃现在不能投,因为有过剩产能,但长期来讲,这些产业调整之后,还是有发展前途的,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基础设施要建,还要出口,要搞‘一带一路’;说互联网挤压了制造业,也是没有逻辑的,有了网购以后,快递车上装的不都是中国制造吗?”

在他看来,中国没有不好的产业,只有做不好的企业。很多企业把转型当做了转产,天天想着去做不熟悉的产业,结果把过去十年二十年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核心竞争力都扔了。而市场经济竞争的基本逻辑是长期专业的发展。

经济调整对企业来说也是好时机,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很多都是在调整过程中体现的,兼并重组优胜劣汰。未来,产业的集中程度会有所提高,企业要有点前瞻性。各行各业都要用到互联网,要用新技术改造自己,这是趋势。你不用别人用,别人比你效率高,你就会处在劣势。

不是产业不好,是你做得好不好,未来企业最终都要向中高端发展,都要面对环保的约束。

关于消费升级,还能做哪些“文章”

目前来看,中国的消费水平太低,不是说收入水平低,而是说“消费”占我们的收入比重比较低,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储蓄水平太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了解消费增长的动力。

樊纲认为决定消费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包括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完善的社会保障;信贷消费和信贷金融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我们的信贷金融有了很大发展;最后,还有互联网电商的发展。

对企业来说,在促进消费的过程中,这些方面还可以“大做文章”。

虽然服务性消费在增长,但物质消费还远没有满足,中国人买买买的过程也远没有结束。樊纲提到,不要小看中国实体经济、实体产品的消费,从长远来讲,这是基础,从现在来看,也是增长最快的部分。

与此同时,服务性消费大幅增长也是契机。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现在越来越重视健康。最近流行的一个笑谈与“保温杯”有关,保温杯里边是什么呢?是养生。这种与健康相关的需求,会有大幅增长。这几年大家越来越多地买健康、买医疗、买体育、买旅游,多元化消费向服务业的转变正在开始,而且这个势头会越来越强劲。

最后,要强调的是,中国的“退休消费”才刚刚开始。从退休到养老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也许80岁才开始养老,而60岁到80岁有20年的时间,正是有钱又有闲还可以玩的时候,是可以消费的时候,这时候都不叫“养老消费”。我们的上一辈,他们一辈子没挣过什么钱,退休后也没有高消费的习惯。而新一代的退休者正在形成,他们是挣过高工资的中产阶层,消费观念有了很大变化。

经济学是研究幸福和痛苦的

沉浸在学术世界的樊纲,曾做客央视《开讲啦》栏目,率性开讲,让我们看到了他经济人生的另一面。

说到经济学,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研究经济增长,研究GDP,更俗一点就是研究钱,在樊纲看来,说到钱,经济学研究的是别人怎么赚钱,管理学才是研究自己如何赚钱。经济学其实研究的是幸福不幸福的问题。

不要批判赚钱,但赚了钱不一定很幸福。经济学上有一个比较矛盾的事情,幸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劳动时间不断减少,闲暇增加。但闲暇是不包含在GDP里边的,是没法用钱来衡量的。通常来讲,花更少的时间去赚同样的钱,一般来说会比较幸福。

世界上最不幸福的事,不在于你贫穷;最让人不幸福的,是你贫穷,而你看别人很富有,这种差距使你更不幸福。这一点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术语,叫做别人的幸福和你的幸福负相关。至于究竟该怎样赚钱,经济学强调的是选择有能力的事情去做。进一步说,人人都想给市场提供东西,谁能提供最好的东西才是关键。

“可以有一部分经济学家选择为某些利益团体服务,但必须有人去做公共经济学家。”告别无知的狂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是樊纲一直坚持的经济人生。以下为樊纲在不同场合发表的互联网观点:

谁说经济学家解释不了房地产问题

中国的房价是个两极分化的过程,一二线大城市房价飙涨,三四线小城市库存多,卖不出去。

什么原因造成的?供需问题。

从2010年开始住房限购以后,一直到2014年,住房市场很平稳,因此大家觉得没什么事儿了,而且还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住房需求没了,中国人住房的自有率很高,没有人再想买新房子,刚性需求很少。

结果,政策一放开,没想到一下子那么多人去买房子,其实你仔细看一看,中国住房需求还有其他两种:

第一种:改善性需求。城里很多人住的房子是过去的老公房,质量差一些,大家都想改善居住条件。

第二种:迁移性需求。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民要进城,想在县城里买个房子,县城里面的人想到地级市买房子,地级市小房子的人想到省会买房子,省会的人想到大城市买房子。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

如果住房需求很高,房价刚一上涨,马上供地,那这个城市的房价就会很平稳,但我们的政策是什么?限制大城市发展,不给大城市供地,小城市却供地无限。

大城市越来越没有地,结果就是供求失衡,房价飙涨,这才是根本原因。

有一个城市,计划人口800万,实际人口2300万,因而成了全国房价最高的城市,多么符合经济学逻辑。谁说经济学家解释不了房地产的问题?这就是基本的供求关系。

因此,这时候,政府要研究人口迁移的规律,人往哪儿去,你就要发展哪儿。

人为什么要迁移?为了过好点儿的生活吧?怎么能过好点儿的生活呢?他得有收入吧?怎么能有好点儿的收入吧?得有好点儿的就业吧,因此就业在哪儿提供,那人就往哪儿走。

我们的企业去哪儿了呢?大城市,因为大城市基础设施健全,物流方便,人才方便,跟市场更接近。

城市化的基本逻辑是大城市有聚集效应,而我们的城镇化政策,鼓励小城市,限制大城市发展,违背了这一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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