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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狱之灾后,他们把低迷人生活成了大写的“赞”

高冬梅 3个月前 1 商界人物

摘要:2017年开年,昔日首富、国美电器董事长黄光裕即将出狱的消息再次流出。

2017年开年,昔日首富、国美电器董事长黄光裕即将出狱的消息再次流出。其出狱后将如何作为成舆论关注焦点。

改革开放后,激荡四十年间,发生了很多企业家身陷囹圄的案例,仰融、顾雏军、郑俊怀等名震一方的大佬均在其列。

牢狱之灾过后,有些人不知去向,有些人却奋发图强、东山再起,将低谷后的人生,活成了大写的“赞”。

龚家龙:几起几落的红顶商人

龚家龙的入狱和他的“红帽子”有关。从普通钻井工人到拥有60多亿资产和两家上市公司的老总,再到牢狱之灾,他的成败史堪称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传奇史。

早年龚家龙是石油钻井工人,后因精湛的汽车修理技术进入荆州轻纺工业局,出任车队队长。凭借良好的经营头脑和对信息的敏感,他带着团队兼做烟草生意,为局里赚了“第一桶金”。

早在计划经济时期,龚家龙便展现了自己的经商天赋。上世纪80年代初,在既没钱又没指标的情况下,他托人从国外买来一些废弃的旧船,用船身钢板去上海、北京等地置换汽车,解决了车队的用车需求。1985年,龚家龙被聘为轻纺局下辖的轻工产品经销公司经理。

升职后,龚家龙加大了烟草贸易规模,香烟生意稳赚不赔,却让他成了“湖北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人”,被政府审查了整整一年,这让他决心离开国企。1988年,龚家龙注册成立自己的公司,经营商贸,短短两年苦心经营便身价过了千万。

为避政策壁垒,龚家龙将个人的公司挂在了轻工业物资局名下,并注册登记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此后数年,龚家龙循此套路运作经营,这为后来的产权纠纷埋下了重大隐患。

那时,液化气供应十分紧张,龚家龙便斥巨资买了火车皮,把东北的石油拉回湖北销售,生意火爆。适逢海南岛建省,龚家龙立即着手在海南建设大型油汽站,并注册成立公司。

1993年,龚家龙把自己在湖北、湖南、海南等地的数十个加油站和液化气储运站重组,整合成立了“湖北天发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经一番运作,于1996年挂着国字招牌在深圳交易所上了市,成为全国民营石油企业唯一牌照齐全的石油类上市公司。

随后,龚家龙开始涉足农副产品深加工、日用化工、制浆造纸等业务。2000年天发集团又通过借壳拥有了第二家上市公司,从而成为湖北省最大的企业之一。

2004年12月,龚家龙发起成立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并当选为首任会长。此后,他开始高调率团出海打拼,被誉为“民营石油第一人”。

龚家龙传奇般崛起,“红帽子”功不可没。因为与政府关系密切且多次借用国企的“牌照”,他也被外界认为是“红顶”商人。

然而,任何恩惠都要回报,接手多家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便是他对政府“投桃报李”的结果。不断收购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不仅让天发的股权关系变得复杂,而且模糊了其民营企业的身份。

期间,一起收购案成了产权问题的导火索。2000年,日化企业“活力28”深陷困境,在职工不知情、天发集团不情愿的情况下,荆州市政府将其“划转”给天发集团管理。

天发为此牺牲颇大,据称前后共花费9亿元购买“活力28”的国有股股权、承担公司的巨额债务和对其资产进行100%置换。

脱胎换骨的“活力28”更名为“湖北天颐科技股份公司”,主营加工油菜籽。2004年因生产规模扩大,天颐科技资金紧张,龚家龙四处奔走,拿到国家开发银行6亿元贷款批文。

由于“可能存在利益输送”,换届后的荆州市委、市政府不承认天发集团的民营性质,并强行接管天颐科技的控制权,导致天颐科技几近停产,6亿贷款也落了空。

两年后,新一届荆州市市委、市政府决定将收归国有的天颐科技归还天发集团。然而,仅在三个多月后,2006年12月21日,龚家龙却被警方带走并监视居住。

资料显示,从2000年10月24日到2006年12月21日,天发集团与当地政府多次发生产权纠纷,荆州市政府四次发文认可天发集团资产的民营性质,又四次推翻。

2007年1月,龚家龙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7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次年,他被批准逮捕并以“违规披露信息罪”判刑。

时有专家指出,在上市公司违规披露信息期间,天颐科技正被荆州市政府接管,直接主管人和责任主体并非龚家龙,在此情况下,认定其“对应披露、未披露重要信息,给股民造成重大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法理上有待商榷。

大半的牢狱生活里,龚家龙都将时间用于读书。他读胡雪岩、读巴菲特、读王永庆。

2008年,龚家龙刑满释放,走出监狱。没有抱怨也没有耽搁,他立即开始了二次创业之旅,奔波往返于北美、南美等十多个国家考察项目,并最终把落脚点定在了加拿大。

早在2005年天发集团巅峰之时,龚家龙曾联合国内30多家民营石油公司以入股融资的形式组建了长联石油,他本人出任董事长,试图抗衡中石油、中石化等“三桶油”的行业垄断。

牢狱之灾过后,龚家龙天发集团的财产早已面目全非、几近于无。他以长联石油为阵地,一直在为加拿大的油气项目奔波,或有重操旧业之心。

与此前创业涉及多种产业不同,这次他把注意力放到资源本身,准备通过资本运作从头开始。2014年媒体纷纷报道其已在加拿大收购两家石油上市公司和一座钾矿,获得7000平方公里的矿区。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龚家龙并没因为个人遭遇放弃国内市场,相反,他一直在筹划和地方政府的合作。

在出狱三年后终于被宣判无罪时,他说“我们国家的法律正在逐步完善中,知错必究、有错必改。感谢党和国家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希望能为“中国的石油安全多做一些事”。

再次创业的龚家龙每天都是后半夜两点睡,早晨7点就起床,时间全部用在开会研讨、考查项目上。

2016年8月,他在山东滨州启动LNG项目。长联已经不复当年的影响力,但龚家龙打破石油行业格局的雄心犹在,其永不服输的秉性与大起大落的经历也令外界倍感唏嘘。

黄宏生:热情照亮两大行业

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是中国家电产业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88年,他以3万资金创立遥控器厂,随后将小厂发展成为中国彩电业前三强、年产值150多亿的创维。

创业之前,黄宏生在体制内享受副厅级待遇,却在周围的惊讶和叹息声中辞职下海,赴香港追寻“索尼梦”。

初到香港的黄宏生举步维艰,他先后经营过电子产品进出口代理、生产遥控器等生意,却屡遭重挫、负债累累。

1989年,时值东欧国家经济开放,家用电器供不应求。黄宏生毅然决定再贷款500万港币,高薪聘请工程技术人员,并在1年时间内生产出了第一批彩电。但因为闭门造车,其产品不符合国际标准,无法出口。

连遇打击,黄宏生几乎步入绝境,被迫不断寻找机会,转折发生在1991年。

是年,香港彩电企业迅科集团因股权“内讧”,黄宏生乘机以公司15%的股权为“诱惑”,将其彩电开发部技术骨干纳入麾下,仅9个月后,创维便开发出第三代彩电产品并获德国一笔两万台的大订单,企业绝境重生,自此之后订单不断。

1994年,创维斥资3亿港币在深圳创立合资公司,当年完成内地销售额5.5亿元。此后,靠技术起家的创维不断依靠创新驰骋沙场。国内第一台多媒体电视、第一台液晶背投电视、第一台国标手持数字移动电视和第一台变频液晶电视均由创维推出,数度引领消费浪潮。

2000年,创维以70亿销售额跃居国内彩电业三甲,黄宏生也与同班同学李东升(TCL)、陈伟荣(康佳)并称为“华工三剑客”。

进入新世纪,电视行业竞争不断升级,几大老牌各有喜忧。但混战之中,创维与黄宏生却突遭重创。2004年末,黄宏生因被指控涉嫌伪造会计记录协助创维数码上市和涉嫌行贿公司财务总监、挪用创维数码近5000万港币巨额资金,被香港廉政公署带走。

2006年7月,香港区域法院以“串谋盗窃、欺诈”等罪名判处黄宏生监禁6年。

在此关键时期,黄宏生此前培养的内部职业经理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带领创维顺利实现权力过渡,并使得年营收保持了两位数的稳定增长。

狱中大部分时间,黄宏生都通过阅读充电,每月定期给董事会写信,了解创维的发展。2009年7月,黄宏生被保释提前出狱。面对媒体,他说“牢狱生涯让我更加从容淡定”。

出狱之后,黄宏生隐匿行踪,甚少抛头露面,却在“静悄悄”间发展了更多事业。2010年,黄宏生涉足汽车业,接手南京金龙进军新能源客车领域。

多年彩电业经验并不完全适用汽车业,在前后投资了十几个亿,连续交了4年高昂学费后,黄宏生终于让一个濒临死亡的企业复活并迅速崛起。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行业,黄宏生搬到工厂与工人同吃同睡,每天一大早就到公司,上午学习研讨,下午聆听客户的投诉和批评。

黄宏生认为,汽车市场比消费电子市场还大得多,无论从市场还是从技术角度讲,新能源汽车都有很大机会。国内汽车行业应该模仿家电业的发展模式,走自主创新之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2014年,南京金龙纯电动客车产量达到1890台,年销售额16亿,跃居国内全行业第二;2015年,南京金龙纯电动客车产量达到8796台,同比增长了400%,仅次于宇通客车,第二次蝉联亚军。

在二次创业过程中,黄宏生的感悟是“热情比天赋更重要”。他用热情照亮了家电和汽车两大行业。

同时在创维数码担任集团顾问的黄宏生还主导创维集团分拆为三个公司上市,并为集团规划了千亿目标。

褚时健:74岁种橙续写传奇

褚时健曾是“中国烟草大王”,如今又被认为是“最具争议的财经人物”,这源于他非凡的人生经历。从盛极而衰到东山再起,他被看成中国企业家里面“教父”级的人物。

早年褚时健曾在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当过自救队指导员、征粮组组长。上过战场、见过生死的经历培养了他勇毅、果敢的品格。几度被提拔后,27岁时褚时健便担任了玉溪行署人事科长。

然而,褚时健为人直接、执拗,这让他无法成为一个游刃有余的政府官员。政治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场,经历了种种“苦其心志、饿其筋骨、劳其体肤”的锻炼。

其他右派在抱怨时运不济的时候,褚时健却认为“发牢骚没用,关键是把事做好”,坚持读书和写日记。1963年,36岁的褚时健被调回一家糖厂当厂长,显露出出色的商业才能。

自1970年开始,他负责的糖厂便成为当时云南少数盈利的糖厂之一。

1979年,已过半百的褚时健接手了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连年亏损的玉溪卷烟厂,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造,一面大举借债购入国外先进设备,一面从源头改善种植、提高烟叶质量。

更关键的是,他改善分配制度,提升了员工待遇,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十年间,玉溪卷烟厂成为同行业第一。

随着业务不断扩大和新品牌的不断推出,1995年,以玉溪卷烟厂为基础成立了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公司更名为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年产值和品牌影响力方面都所向披靡,曾经一句“山高人为峰”道尽多少英雄豪迈。

多年苦心经营的褚时健也收获了绝对权力,走上人生巅峰。

据统计,在褚时健掌管红塔的18年间,仅利税就贡献了上千亿元。然而,与之对比鲜明的是,当时,作为红塔集团的一把手,褚时健工资与烟厂普通工人水平相当,18年总工资收入不过60多万元。

于是,为避免“人走茶凉”,让退休后的生活好过点,他“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该拿的钱”。1997年,褚时健被人告发,之后妻子和女儿入狱,不久后女儿狱中自杀。1999年1月,褚时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最辉煌的顶峰折戟沉沙,71岁的褚时健跌落“烟王”神坛,其时备受瞩目、围观者众。讥讽、叹息者有之,为之鸣不平者亦不乏其人。

2002年,已经74岁、疾病缠身的褚时健保外就医,向昔日朋友们筹借1000万,包下哀牢山上2400亩政府农场,种起老家的传统作物橙子。

“我有个目标,就是我这个橙要搞到最好。”褚时健说。不想靠徒弟、朋友们帮衬活下去的他,把经营烟厂的方法用在种橘子上:重视技术,利益共享。“管理果园和管理烟厂一样,首先要考虑员工利益,不让他们吃亏,事情就好办。”

褚时健对肥料、灌溉、修剪都有要求,工人必须严格执行。作为外行,遇到任何难题,他都求助于书,经常看书到凌晨三四点。每天坚持看报、听《新闻联播》。

2012年,褚时健种橙的第十个年头,“褚橙”通过电商平台售卖,很快便风靡全国,成为“云南最好吃的橙子”、“中国最励志的橙子”。

种橙的想法源于偶然。褚时健说:“在牢里的时候,想着自己70多了,出去靠什么生活?后来,我弟弟带着种的橙子来看我,味道还可以。我想要是能出去就种橙子吧。”有了想法后,在牢里,褚时健经常一遍遍地用脚丈量每株果树的距离。

在烟厂时“非常强势”、说一不二的褚时健,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后变成了一个温暖、柔和、慈祥的老人。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http://t.kanshangjie.com/r4

“我不谈什么后悔、无悔,也没必要向谁去证明自己生命的价值。人要对自己负责,只要自己不想趴下,别人是无法让你趴下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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