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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15年穿越“无人区”
2018-02-01 23:41:04 132

来源:商业人物作者:叶伟民

从阿里巴巴庞大的商业版图回溯,支付宝像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故事。

2003年那个非典横行的夏天,淘宝诞生,电商C2C时代开启。商品流通的边界被打破,人们更轻易地获取所需,然而,落后信用体系却成为最大的掣肘。大而不强的商业体系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留下巨大的真空。

正如汽车的激增倒逼了道路的升级,支付宝也是新商业文明谋求突围的产物。它从解决交易信任出发,在科技、商业赋能和历史选择下,意外探进一个个“无人区”,通过一次又一次看似微小的革新,深刻影响中国商业社会今天的模样。

传统商业沉重的大门被新技术缓缓撬开。过去15年,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拓荒者,支付宝被赋予非常复杂的标签。它和它背后的科技新时代,像一面镜子,照出生机与混乱、革新与保守、逆袭与跌宕、微小与伟大,以及现在与未来。

作为平昌奥运会TOP赞助商,阿里巴巴推出了“相信小的伟大”这句话,来致敬奥运精神,也致敬它自己。

一群“相信小的伟大”的人,做了一些“小的伟大”的事,不得不说,他们是中国过去40年美好的一部分。

秘密项目

40岁刚过,倪行军便有了岁月倥偬之感。那不代表他累了,这位支付宝首席架构师至今仍保持凌晨下班的习惯。最后五分钟通常会留给一支女士烟,他喜欢半坐在18楼办公室的矮柜上,对着窗外灯火阑珊的杭州城。

薄荷味的烟草香让人平静。过去一年他比任何时候都要焦虑。2016年末,他被任命为支付宝副班长。过去,他只需要和代码打交道,现在,他要参与确保一艘狂飙的巨轮时刻行驶在正确的航道上。他们正驶向远洋,底下深不可测,一如中国汹涌的内需——在刚过去的2017年双11,支付宝经受了每秒25.6万笔支付峰值的冲击,是去年同期的2.1倍。

每年,这场消费狂欢结束后6天,就是倪行军的入职纪念日,如今已是14年。当初那个仅读过编程培训班的迷茫青年,如今已成为阿里巴巴合伙人。他由此拥有了先驱般的荣光——他敲下的支付宝的第一段代码,被装裱悬挂在大楼入口处,还有柔和的灯光围绕。

现在,站在这些时间证物的跟前,倪行军仍会想起2003年夏天湖畔花园大门外那个彷徨的下午。

几天前,他刚把简历投给阿里巴巴,期待在这家名声鹊起的互联网公司谋得一份程序员职位。他毕业已经3年了,对前程相当迷茫,虽自学了编程,却一直在闲职打转,后来创业也不成,心情相当苦闷。

HR的电话很快就来了,推荐他去“淘宝”试试。倪行军有些失望,问:“淘宝是干嘛的呀?”

当时淘宝上线仅3个月,毫无名气,电商仍是eBay的天下。2003年4月,马云秘密启动了淘宝这个C2C电商项目,目的为拖住后者入华的步伐。他从阿里调来10名干将,签了秘密协议,让他们到湖畔花园(阿里巴巴诞生地)封闭,连老婆孩子都不能说。对外则称个人网站。

前阿里副总裁波特·埃里斯曼是当时少有获知这一计划的高管。他在书中回忆了马云找他密谈时脸上那顽皮的笑,还故意停顿很久,说:“我们准备向eBay宣战。”

波特一点也不意外,这很马云,充满对小个子挑战巨人式传奇的着迷,并对此毫不掩饰。

纵使这个项目被如此寄予厚望,但在当时倪行军的眼中却满是疑惑。他拎着公文包、西装革履地在小区门外迟疑,一个被HR极力推荐的新部门为什么会在居民楼里?而且他还被保安拦住了。

他给里面打电话,接电话的人叫“破天”,果然人如其名,扯着要破天的嗓门喊:“奶——奶,有人来面试。”

很快,“奶奶”出来了,是个小姑娘。倪行军怀疑自己可能被骗了。

他最终还是跟了进去。此时,淘宝团队已经从后来很著名的“16幢1单元202室”搬到旁边一座别墅,但并不妨碍这里仍混乱得像个黑网吧,烟雾弥漫,夹杂着汗臭和脚臭。来和他聊的人都穿着短裤拖鞋,让他尴尬得像个卖保险的。

考虑了两个月后,倪行军决定加入,人称“苗人凤”。(注:阿里内部花名,多是武侠人物)

老苗,本名倪行军,花名苗人凤,在蚂蚁大家都亲切的称他老苗,现在是支付宝班委的副班长。

信任这个永恒难题

苗人凤终于结束了职场动荡,成为湖畔花园那帮狠命抽烟、爱玩倒立的“码农”中的一员。运营妹子“阿珂”(叶枫)也注意到了这位憨厚的新同事,由于同路,他们时常拼车回家。

阿珂是淘宝“十人创始团队”的成员,也是前期唯一的女生。作为一个骨灰级的淘货发烧友,她为早期淘宝增加了不少流行元素。例如淘宝体“亲”,也是她当客服时与同事所创。

网站上线前夕,取名问题愁坏了几个技术男。阿珂提议:“淘比买接地气,像挖宝一样,叫淘宝好了。”项目负责人财神(孙彤宇)觉得不错,拍了板。

由于免佣金,淘宝增长很快。上线不到一个月,注册人数就破万。苗人凤最初的工作是琢磨一些“偏招”——写网页劫持代码。后来,他的师傅“茅十八”要去读博士,交给他一个淘宝的子项目,叫“担保交易”,目的是让用户放心付钱。

在中国商业史上,“信用”一直作为道德内涵而非制度约束。即使进入21世纪,个人信用体系的覆盖面仍极其有限。纵使电商很好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与之匹配的支付工具和交易模式仍是荒漠一片。婴儿期的中国电商,刚起步就陷入巨大的个人信用盲区,甚至一度被舆论污名化(电商诈骗)。

“先付款还是先发货,是个永恒的难题。”苗人凤说,“谁也不相信谁,最终陷入死循环。”也因为这个问题,早期电商用户都选择同城交易。这本质上只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中国商业古训的现代版而已,做不大。远程汇款,又为骗子滋生温床。

财神想了很多办法,先研究PayPal(当时全球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工具),发现国外信用卡安全得很,还想过模仿腾讯Q币搞个淘宝币,发现也是换汤不换药。

财神为此伤神了好一阵,“感觉钻进了牛角尖儿”。逛淘宝论坛是件放松的事,一天,财神泡在里面,看用户吐槽。有几个用户提出:只要淘宝能保证资金安全,就敢用线上交易。

这像是在耳边打了个响指。财神马上找来团队,很快,“担保+交易”的思路浮现了。等于在交易链条中增加一环,即由淘宝官方担任第三方担保和仲裁的角色,由其先保管货款,待买家收到货并确认无误后再转账给卖家。

对于追求“做减法”的互联网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加法”。谁心里也没有底,因为这样买家爽了,卖家却不爽,会大大延迟收款周期。最初,这个功能被设计为可选。

10月18日,西安工业大学学生焦振中在淘宝看中了一台700多元的二手富士相机,卖家崔卫平当时在日本横滨。一如既往,在付款方式上,两人又谈不拢了。

崔卫平一时也不知道怎么着,开始在淘宝上随意扒拉,发现了“担保交易”这一新方式,觉得可以试试,于是把支付链接发给了买家。随后,淘宝财务妹子接到确认请求,她狂奔出来,对着大伙儿喊:“业务来了,快确认!”

结算员程英首先获得这个消息,意识到这可能是担保交易的开张第一笔。但高兴劲儿还没过,妹子又跑回来喊:“买家又不想买了,要退款。”妹子是广东人,做生意很看中“头炮”。她再次联系买家焦振中,解释担保交易的原理、流程和细节,焦振中最终接受。

就这样,第一笔担保交易产生了,而且还是一笔跨境交易。开发团队觉得需要一个更好记的名字,财神又去找阿珂。阿珂再次发挥萌妹逻辑,“有大宝,就应该有小宝。而且宝、保同音,又用于支付,叫支付宝好了。”

财神第一反应是“真土”,但他也没能想出更好的。随后,支付宝立项,放在淘宝财务部,一共3个人,工具是手工记账本和Excel表,苗人凤负责整体开发。

“马云要自己干了吧”

2004年,淘宝的员工多了起来,湖畔花园那些集体宿舍般的日子也到头了。支付宝随队搬迁到华星科技大厦。人们重新装修了公司,涂上可爱的黄色。

担保交易不算产品意义上的重大创新,而是交易流程的重组,却触及了交易的本质——信任机制。就像拨动一个小按钮意外启动一列火车那样,这个微小的改变无意中开辟了中国电子商务的新时代,也迅速成为电商业的基石和标配。仅1年时间,担保交易已覆盖淘宝70%以上的商品。

蛋糕能变多大,当时谁也看不清。苗人凤记得,日交易额达几万元时,他们就欣喜若狂了。一次饭局中,苗人凤愉快地畅想:“你们说(日交易额)到100万时,得多可怕啊。”

几个月后,还真到了100万。轮到马云乐了,他把团队带到城东一家饭店,搓一顿后还合唱了一首《朋友》。他承诺,以后每增长100万他都和大家庆祝。“后来他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了。”苗人凤说。此时他还不知道,马云已开始琢磨一些更棘手的问题。

2004年的一天,马云出现在上海浦东松林路300号的中国银联总部,他要拜见中国银联的高层,想依靠后者解决淘宝的支付难题。

支付宝的交易量上来后,人工对账的方式撑不住了,还拖累了银行。由于每一笔交易都要频繁地转入帐,中间还发生无数信息丢失,让对账结算变得异常复杂。2004年下半年,支付宝的日交易量已达8000笔,就工行一家,浙江省行不得不调动辖区十几家支行近300人来处理,但大量单据依然积压,成麻袋地堆起来。

媒体当时的解读是:PayPal可能给了马云思路。前者和VISA、万事达等卡组织合作,一次性打通所有银行。马云也想复制这样的模式。

这场会谈只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结果令人失望。银联当时搭建的只是线下网络,而且还是多部委合力推动的结果,线上自己也没打通。这源于一个很具中国特色的原因——没有政策支持。

另一个流传的版本是:中国银联高层对此兴趣不大,只派了一个级别较低的部门负责人出面。正是这次不愉快的会面,后来意外倒逼出一个庞然大物,为双方长达10多年的恩怨埋下伏笔。

一两个月后,银联内部问及此事,对接者说:“马云要自己干了吧。” 2004年12月8日,浙江支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正式与淘宝拆分。第一任总裁是陆兆禧。

苗人凤也不错,作为元老的他进入了支付宝四人筹备小组,其余3人除陆兆禧、程英外,还有蔡崇信。

敲开那些大门

科技公司流动的比特和金融机构跳跃的金币原本分属两个世界,拥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存世逻辑。在互联网早期,它们就像相隔4000公里的硅谷和华尔街一样,各统一方,相安无事。2000年后,随着两者尤其是互联网“圈地运动”的扩大,边界模糊了。

支付就是首当其冲的交叠地带。它既是传统金融的基石,也是新技术跨界颠覆的支点。只要冲破这一隘口,用户消费行为就可以被沉淀,才可能踏进大数据风控、征信、理财等丰腴之地。

银行却不那么乐见其成。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富的国有银行,却没有相匹配的市场化程度。互联网支付必定会削弱其物理网点和网银,最终失去对客户的控制,沦为通道。

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为保住“护城河”,银行对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只愿以网关模式进行有限合作。这导致用户要多次跳转网页,外加只支持IE浏览器、插U盾等诸多限制,体验相当灾难。支付成功率也长期徘徊在50%左右。

这扼住了全行业的咽喉。由于上下游不通,技术也失效了。支付宝曾组建专门的技术团队帮助某国有银行提高支付成功率,最后也止步于60%左右。

“就连淘宝,也动过放弃支付宝的念头。”苗人凤说,“整个行业都很焦虑,像被困在一个黑屋子里,四周都是墙壁。”

到2009年底,与电商业一起水涨船高,支付宝用户数已超过2.7亿,日交易量超过了12亿元,交易成功率却仍止步不前,像一个膨胀的大个子摇摇欲坠地支在一双筷子般的细腿上。

2010年初,马云突然出现在支付宝年会上,并发了一通脾气。“烂、烂、烂到极点。”马云一身蓝夹克,挥舞着右手,“你们像在开追悼会,如果再不重视,这就是支付宝未来的追悼会。”随后,支付宝换帅,彭蕾出任CEO。

木华黎(樊治铭)在那一年成为金融事业部总监。他的任务只有一个:把支付成功率提升至80%——90%。有一天,他从苹果App Store得到启发,对方“一次绑卡,多次使用”的方式非常便捷。随后,一种更接近理想形态的MOTOpay进入团队视野,它常被用于航旅支付。这两种方式成功率很高(90%以上),但都只适用于信用卡,而且要高度实名,使用场景很有限。

如何将其扩大到通用购物环境,且适用于任何一张银行卡呢?这最终成为一个相对清晰的突破方向,银行则是其中最大的关口。

木华黎的搭档雷鸣(袁雷鸣,现蚂蚁金服副总裁)承担了和银行谈判的任务,苗人凤负责架构和技术。他们先做两件事,一是弄清银行系统内部千丝万缕的关系,二是从银行内部挖人——金融机构里最先被互联网感染的一群。

有了新同事们带来的内部关系和情报,业务拓展团队摸清了银行系统内的开明力量——一些发达地区的分行。他们是业务体系的夹心层,领导年轻,渴望业绩也有足够的改革动力,会以更超前和包容的眼光对待新技术。

这些从银行过来的新鲜血液在发挥作用之余,处境也非常微妙。银行体系盘根错节,“关系”也变成一把双刃剑。现蚂蚁金服线下支付事业部银行服务副总经理风至来自某国有银行,与老东家的合作在临门一脚被莫名按下,“最后才知道招了老领导的眼红。”

经过大半年的谈判,一些小口子陆续被撕开。小范围的合作陆续在北上广深等地分行开始,先期非常低调。具体方式是银行为支付宝开通验证接口,用户绑卡时核对其预留手机,成功后每次输密即可划款。它被称作“快捷支付”。功能上线后,用户以日绑卡超百万张作为回应。待分行上报到省行或总行时,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

不过,到了上级行,利害关系却变得更为复杂。网银被绕过了,银行不再重要了,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垄断市场,这很难被接受。雷鸣和他的谈判团队再也难进半步。“只得请出马老师,”雷鸣说,“他是最大的BD(商业拓展)。”

此时阿里已经创办11年,按理马云已无需操心一线业务。但他似乎对此格外感兴趣,还曾在公开演讲中放言——“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

这一年是雷鸣见马云最多的时期。他们一家一家银行去谈,技术、团队、商业前景、人格魅力都端出来了。支付宝也加大利益让渡,例如提供存款,预付手续费,兜底所有交易风险等。

一个更关键的因素——政策,也适逢其时地降临。2010年6月,央行发布了2号令《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首次为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明确了身份。

上层路线外加口径护身,至2010年底,四大国有银行的合作之门相继被撬开,这意味着80%的居民银行卡可以使用新的支付方式。此谈判策略被不断优化和输出,2年后,合作银行突破160家。

支付宝这一次用户体验危机,随着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了,与银行博弈的产物“快捷支付”,本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脱困之策,却最终探到金融的腹地,完成银行间的大连接。这一模式被包括腾讯的财付通在内的更多平台复制和沿用,衍生出丰富的金融服务,开启日后移动支付的繁荣。

软硬之争

在走出湖畔花园6年后的2010年,对支付宝来说,PC时代的仗已经打完了。它超越了昔日的老师PayPal,跃居全球电子支付平台之首。这一年,苹果最具划时代意义的iPhone 4发布,安卓应用数量达10万,中国的3G用户也累积至4700万。移动互联网时代开启。

新时期的第三方支付产业,在快捷支付攻克银行关后,重回技术竞争之列。市场各方围绕两个必要条件赛跑——标准的信息终端和输入输出设备。“但谁也没有想好到底该怎么做。”苗人凤说。

支付宝内部在探索中逐渐产生分野,一边是以二维码支付为代表的“软件派”,一边是以NFC(近场支付)为代表的“硬件派”。他们都认为自己代表了未来。

这也是市场分化的缩影。软件派所推崇的二维码,最早发明于日本,是一种以几何图形来记录数据的编码方式,无论信息量还是安全性都优于传统条码,用于移动支付具有天然的优势,日韩等国也有过试水。

然而,“硬件派”却不看好。当时智能手机尚不普及,3G网络的覆盖和速度也不理想,部分摩尔定律的信徒坚信专用终端才是出路。一个做智能POS机的厂商还宣称:未来每台手机都应配一个刷卡器。

“当时开会争得非常激烈,硬件派还一度占上风。”苗人凤的徒弟、蚂蚁金服CTO鲁肃(程立)回忆。除了NFC外,同时期的硬件尝试还有声波支付、光子支付等。在办公室的各个角落,一些硬件研究者随身带着他们的实验品,见人就展示,到处洋溢着对黑科技的热情。

时任支付宝无线事业部总经理的徐达(诸寅嘉),就在这样的喧嚣中着手研究他的二维码。他率领一个几十人的小团队,在如日中天的PC团队映衬下几无存在感,他需要尽快找到突破口。

可乐(孟超峰)是当时坐在他旁边的产品经理,留着胡子、扎着马尾。徐达在他身上嗅到了和自己一样桀骜不驯的气息——徐喜欢电影《蝙蝠侠》里的小丑和他的那句台词:“你知道混乱的好处不?它能带来公平。”

“一个合格的产品经理,一定不是一个唯上的人。”这是徐达在一次部门会议上的告诫。可乐对此深以为然。后来,徐达安排可乐负责二维码支付的产品研发。“当时这并不是一个KPI业务。”徐达说,“内部觉得未来交易量不会很大。”

但他还是让可乐放手一试。在他看来,扫码的优势很明显,在现有设备上改造软件即可。NFC体验虽酷,但新置硬件成本高,很难推广。

2011年4月,二维码支付首个demo完成。他在一次内部高管会上做了演示,马云看后说:“这个很有意思。”

3个月后,支付宝在广州召开发布会,在国内首推二维码支付。支付宝还为此申请了专利,客户端也增加了一款叫“悦享拍”的功能,即现在“扫一扫”的前身。

徐达所期待的结果并没有到来。他攻克了技术,却未解决更隐蔽的对手。例如黑产的入侵,钓鱼、盗刷、病毒等横行迅速浇灭市场的热情。血本无归的故事充斥着警方通报和媒体报道,一些讽刺漫画,把二维码描绘成新技术猛兽,有着血盘大口和锋利的牙齿……

这种全民警惕熬死了二维码支付的第一轮试水,“悦享拍”最终下线。支付宝内部对此也争议不断。徐达被质问“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呢?”还要求他停掉。“现在听起来可能有些魔幻。”徐达说,“当时确实如此,它被认为没有回报。”

二维码支付由此进入一段不温不火的沉寂期。2012年8月,阿里高管大轮岗,徐达被调去了淘宝负责平台业务,二维码的事宜则由下属可乐继续维持。

“大公司是谋杀创新的罪魁祸首”

在支付宝,可乐的顽强和顽固同样出名,浑身充满早期阿里那种“打不死的小个子”的气息。在一个超过8000名员工、估值或达750亿美元的大公司里,他的随性和耿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关于他最著名的段子是“在一个副总裁面前摔了凳子”。

可乐,本名孟超峰,花名余百乐,因为性格开朗、热心,被大家亲切的喊做“可乐”,现在是蚂蚁金服一款人气产品的产品经理。

作为主要研发者之一,可乐对二维码支付的首轮滑铁卢至今仍充满愤懑。他是二进阿里。2007年第一次入职,次年离职到北京做无线产品开发,2010年又回来,工号和工牌都没变。但公司大得充满了陌生感,也多了许多他从未听过的部门,产品很多,人人很忙,但又不知道为了什么。

这种集体迷茫的背面,是掩盖在高增长下强大的惯性和路径依赖。超越PayPal后,支付宝在外部已独秀,但也正因为这样,让其在无线上一直自我压抑,或者将旧思维生搬硬套。“你能想象早期支付宝App要安装安全证书吗?”可乐说,“真这么干过,这就是典型的PC逻辑。”

支付宝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无线时代先发优势的旁落。至2012年3月,未来最大的对手微信只用一年多时间就收割了1亿用户,支付宝客户端的下载量才刚突破3000万,到了日后支付宝所自省的“生死攸关的时刻”。

如果说无线时代的后起之秀是从零开始造一艘快艇,支付宝的转型之难就好比一艘巨轮在硬币上调头。若干年后,彭蕾接受采访回忆这一段,说:“突然有一天,当智能手机已经遍布大街小巷,所有人都变成‘低头族’时,我们在手机上有什么?自己突然出了一身冷汗,就好像已经被一个全新的时代抛弃了。”

作为一名级别不高的产品经理,可乐影响不了什么,甚至说服工作群里的人都费劲。可乐决定折腾点什么,影响大一点的那种。很快,他盯上了公司食堂。

当时阿里的食堂仍相当老式,还凭小票取餐,由此造成大量的低效和浪费。他找到行政,说可以进行“无线化”改造,变成直接刷员工卡,自动联网到员工的支付宝结算,既方便快捷,又能沉淀数据。

行政一听还能这么弄,当然支持。2011年初,可乐申请了一笔经费,拉上一个开发,半个测试(兼职)和两个帮手,找到工卡系统供应商谈改造。大概一两个月后。食堂新刷卡系统就完工了。

可乐满心期待同事们能有所触动,从而焕发对无线的激情。但实际情况是,除了排队快些,食堂成本降低些,什么也没发生。

可乐不甘心,又盯上了公司里的自动贩卖机,当时也还是用纸币或购物卡。他设计了一个方案——为贩卖机加上读卡器和联网模块,实现无线刷支付宝。他还想了一整套基于贩卖机的营销交互方案。例如“再来一瓶”和发虚拟优惠券,完全可以通过手机里的支付宝账号记录和抵扣,省去巨大的物理运输和兑换成本。同样,同事们很喜欢这个改造,觉得可乐很棒,仅此而已。

可乐感觉受到了伤害,像满腔热情倒进了一个混沌无声的黑洞。他开始在深夜抽烟,把坏情绪撒在社交网络上。一个夏天的上午,他突然心绪不佳,在微博上敲下:“大公司是谋杀创新的罪魁祸首。”

2012年9月一个凌晨,支付宝内部论坛出现了一篇名为《来谈谈支付宝无线化吧》的帖子,作者是可乐。

“我们的支付宝客户端,完全是PC互联网的思路。手机上的功能应该是极简的,能砍就砍。去年做‘条码支付’摔跟头后的感悟:我们在线下是没有用户的,我们在线下更没有商户……

围脖、大众点评、人人的手机用户已经明显超越PC了,微信更是从无线逆袭PC互联网,我们呢?我们的无线化,仅仅是拆团队拆业务,每年搞两个项目不鸟鸟之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以上,来自一个小P(注:阿里技术评级),成天想无线业务快想疯了,逢人便喷的小P,一个挣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的小P。”

帖子很快被置顶并在公司内疯传,同事们纷纷来顶帖回复,包括CEO彭蕾。随后彭的秘书找到他,说Lucy(彭蕾)想找他聊聊。可乐大大咧咧地去了。彭蕾说,有什么想法尽管提。可乐说想建一个工作室,做想做的事情。彭蕾同意了。

很快,可乐的工作室在公司15楼一间会议室成立。会议室原本叫“天上人间”,可乐将其改名为“我喷工作室”,英文名为“Open Studio”。他还被授权组织团队,5位同事被说动,随他而至。

“我喷工作室”被布置一番。年轻人搬来电脑和心爱的摆设,可乐带来一辆绿色的“死飞”自行车,琢磨事儿或累的时候就在室内骑上两圈。年轻人们的日常,就是在大幅磁性玻璃板上涂鸦灵感,或为各自的观点争得不可开交。

工作室的第一个项目叫“随身付”。年轻人们想为支付宝App设计一套全新的交互方式。例如带有社交色彩的对话框转账,声波支付,扫身份证快速注册等。

此外,他们还涉猎电磁支付和光子支付,包括他念念不忘的二维码支付,他研究了很多使用场景,正扫、反扫、单离线、双离线……

“随身付”的demo出来后,可乐开始到处推销。他参加公司到集团各种公开会议和活动,一有机会就展示。“十八罗汉都差不多都被我找遍了。”可乐说。

以“喷”出名的可乐,既受欢迎也被讨厌。一些讨论会,他因其敢言而受邀,而他总能把人得罪光。到了2013年初,无论在支付宝还是阿里,这样的会议明显增多,出席的人也越来越高阶。从苗人凤、彭蕾、曾鸣再到马云,可乐也数次列席,主题只有一个:阿里还能不能拿到移动互联网的“船票”?

走向万物互联

2013年春节后,阿里巴巴宣布“All in无线”转型。组织架构腾挪重组,手淘、支付宝钱包、来往、钉钉等被列入战略级移动端产品。在内部邮件里,马云说——

“我们从心底里真正感受到新技术革命到来前夜的敬畏和激动……以前,我们对别人、别的行业呼吁,天变了。今天我们发现自己头顶上的天也变了,我们脚下的稳健土地也在变化。这不是因为对手,而是因为我们的客户和市场,因为新技术的革命在变。”

至此,“软硬之争”也见分晓。智能手机的普及,4G时代的来临,防盗刷技术的升级,为以扫码为代表的远程支付扫清了最后的障碍,NFC退潮。在冷藏了2年后,二维码支付终被正名。

可乐也终于结束那些被轻视、被误解的日子,他将工作室解散,和同事重新归队。他戴上头巾、拉起横幅,也剪去长发,后来成为一个小男孩的父亲。而徐达,则在2014年初离开阿里,成为平安壹钱包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后将其做到行业第三。现在,回顾往事,他说:“二维码支付走到最后,看似选择,实则必然。”

当年双12,支付宝高调在全国近100个品牌、2万家门店推广扫码优惠。随后,微信等第三方平台也推出相应功能。

两年后的2016年,二维码支付已在事实上成燎原之势,也经历了被监管从叫停到承认的起跌。新一轮争夺线下场景的支付战争开启,银联及各家银行也放下成见,相继入局。中国移动支付进入以支付宝和微信为两级的群雄争霸时代。

在二维码波诡云谲的2014年,苗人凤成为阿里巴巴合伙人。这是他11年前在湖畔花园敲下支付宝第一行代码时所不曾想象的际遇。他目睹支付宝从淘宝的附属功能,成长为新兴金融科技力量最前沿的一支。在穿越担保交易、快捷支付、二维码支付等行业节点后,他仍在首席架构师的岗上,为更远的科技征程提供底层支持,其中很多接棒者都是他的徒弟。

鲁肃就是其中一位。2005年加入支付宝后,他主持了各代技术架构和平台的搭建,后成为蚂蚁金服CTO,并于2014年与师傅一起步入阿里合伙人之列。二维码之役为移动支付确立了标准和入口,下一轮浪潮则围绕生物识别等安全核身技术展开。声波支付、刷脸支付、无人超市等黑科技产品已陆续走出实验室。

鲁肃,本名程立,花名鲁肃,是蚂蚁众多女孩子心中的男神,也是技术大神的代表,现在是蚂蚁金服的CTO。

如果说二维码支付让人们摆脱现金,生物识别则为了让人们摆脱手机。这一技术的基础是深度神经网络技术。计算机通过深度学习,运用人脸检测、关键点定位、特征提取和特征比对等手段,识别出脸部主人的身份。

2015年3月,马云为支付宝的“刷脸支付”做了首秀。在当年的德国汉诺威CeBit展,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观众,看着“外星人”摆着自拍的姿势,从淘宝购下一枚1948年的德国汉诺威纪念邮票。

两年后的2017年,生物识别技术走向线下。7月,淘宝首家无人超市亮相。两个月后,全球第一家“刷脸支付”餐厅杭州万象城KPRO开张。作为技术方代表,鲁肃出席了开业庆典。

他站在摆满绿色食品的货架旁,给好奇的顾客分享对未来的看法;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里程碑式的节点,都以人机交互方式被颠覆为标志。第一次是PC,第二次是智能手机,下一次,每个人、每个物品都将被数据化,变成传感器,万物将直接相连。

“过去几十年,互联网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可也许不用十年,我们将成为互联网的一部分。”鲁肃说。

而10月下旬,我对苗人凤、鲁肃师徒俩的访谈行将结束时,他们却更愿绕开这些大词,聊聊一些小事。在他们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幅摄于旧金山的合照,他们互相搭着肩,站在半月湾的沙滩上,风很大,卷起的巨浪像一扇白色幕墙。

那是2011年10月,苗人凤和鲁肃一起到美国参加JavaOne大会。会议期间,传来乔布斯去世的消息。他们有些莫名惆怅,于是溜号去硅谷苹果总部,送上一名异国后辈的敬意。

此时的硅谷已经人流满布。两人不识路,也买不到花,只好跟着人群漫无目的地走。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坪,人们停下来,依次在长木椅上摆下鲜花,还有乔布斯的照片和咬掉一口的苹果。他们大多是普通人。

那一刻,鲁肃深受触动。“真正用科技改变世界的人,最终会超越时间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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