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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爆!一位赴南非创业者自述:枪口下的生意

黄剑 3个月前 1 财知道

摘要:“我体验过流水般赚钱的日子,也被人用枪抵在脑门,被抢得只剩一条裤子”偷渡去南非我是跟着大哥裘永祥去的南非,一呆就是13年。

“我体验过流水般赚钱的日子,也被人用枪抵在脑门,被抢得只剩一条裤子。”

偷渡去南非

我是跟着大哥裘永祥去的南非,一呆就是13年。

我出生于1950年代初,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从小家里条件不好。兄弟三人上学,就靠父亲一个人承担。他一个月工资83元人民币,前半个月还钱给人家,后半个月又要借钱过日子。

1965年,我进入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读书。1970年毕业,碰到“上山下乡”运动,上海的知识青年全去了外地。我去了安徽526工厂。我们工厂生产榴弹,用来打伞兵,还有打坦克的穿甲弹。我在那里呆了18年多。1988年,“小三线”解散,我才回到上海,在上海阀门厂工作。

我们兄弟三人都有安定的工作,但工资少,日子不好过。一个月几十块钱,怎么弄?大哥那时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文化发展基金会工作。1990年,大哥辞了工作,借了一笔钱去南非做生意。我和弟弟也呆不住,1992年初,以探亲为由,借钱买了机票跟着过去了。我觉得人到中年,奋斗一场还是蛮有劲的。

那个时候,南非还没有和中国建交,不能直接办签证,我就办了去莱索托的签证。那是一个在南非的国中国。到了莱索托之后,再过河去南非。那时候觉得,只是一条河嘛,半夜三更就游过去了。为了挣钱,还管什么偷渡不偷渡啊。

那个年代,南非政府管得不严。我过去之后,在约翰内斯堡,很容易便弄到了正规的旅游签证。因为没有工作签证,刚开始只好摆地摊。当时,南非和台湾还保持交往关系。台湾那边的皮带、旅游鞋、牛仔裤啊,这些东西在那边好卖,而且在当地有工厂。我就从这些工厂批发东西,在马路边摆摊。

那时候的南非,商品稀缺,钱很好赚。每天我们摆完摊回家,长裤子、袜子里都塞满了钱。我到南非第一个月,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于是,我和朋友每人带着一万美元去逛步行街。那是约翰内斯堡当时惟一的步行街,名牌服饰、手表、手提包,应有尽有。我们三人在一间意大利服装店,各自买了一套价值3200美元的阿玛尼西装。引得意大利老板亲自过来接待,还赠送每人一条意大利的领带。这套西服让我扬眉吐气。

摆摊的第一天,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就做摊主,安乐于好赚钱、赚钱快的现状。我摆了七个月不到的地摊,赚了三百多万人民币,很厉害。我很快用这些钱把台湾人开的一家店买下来。那时候,我注册了公司,雇了会计师和律师。这个一定要有,否则我们搞不定。在国外,很多事情都需要律师去做。要交税的,财务就找会计师处理。一切手续都是正规的。有了自己注册的公司,我才能办工作签证。

开店以后,我开始卖家电了,鞋子、衣服、钟表之类也卖。南非对经营范围也没有限制,什么商品都可以卖,什么都好卖。总之就是抓紧赚钱。

占领南非市场

我是第一个从大陆发货柜到南非的中国人。当我看到那么大的货柜从上海漂洋过海来到南非、运到我的仓库时,心里真的甜滋滋。

1994年,我把上海南京路的“人立”牌夹克衫拿到南非销售。我把它放在店里,请我嫂子帮我卖。这种夹克衫领子竖起来,下面收紧,南非人看不懂这是什么衣服,各种颜色和款式,使他们觉得好奇。不少公司和商店观望着,刚开始订了少量的货试探市场。一个星期后,要货的电话不断打来,在约翰内斯堡唯一的步行街,商场里也挂起了“人立”牌夹克衫。第一个货柜的商品不到一个月全部销完,我开始花更多的精力做货柜贸易。

货柜连续不断地从上海发往约翰内斯堡。我利用南非和中国的季节差做生意。南非冬天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夏天,堆放在上海仓库里销售不出去的夹克衫,到南非成了时髦货。这些夹克衫价格便宜,我以45到50元人民币一件的成本拿货,运到南非之后,以50到55南非兰特的批发价发给当地服装销售公司和大商场,供不应求。当时,一南非兰特大约可兑换两元多人民币,怎么能不赚钱?上海“人立”牌夹克衫逐渐占领了南非市场。

短短的几年,从摆摊到做货柜,可以说我飞跃了。我喜欢拍照片,从照片中也能看到,在摊位上和在商店里、在货柜前的我,已经完全不同。做人的层次改变了,做生意的档次也提高了。这不单是生意做大,更重要的是人和生意上的质变。

做人和做生意一样,见好就收,不要做烂。1996年左右,南非的中国人看我生意这么好做,也开始做夹克衫。我就慢慢退出了这个市场。

在南非,我常常去观察一些大商场的橱窗和货架。它们几乎每天都在变动摆设,不只是换季时。模特身上的花衣服今天是一种姿势,明天会换上素色服饰摆出另一种样子,就是为了给客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懂行的生意精,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思路。

我开始考察新的市场。我去过很多的店铺和批发商,了解市场需求。最终,把市场和眼光放在占南非总人口80%的黑人身上。

我去过很多黑人家里,看到他们床底下、桌子底下总会有两个串联在一起的汽车电瓶。我不懂这是为什么,打听之后才知道,因为电力供应不稳定,停电的时候就用这些电瓶带动电视机。虽说南非出产黄金和钻石,很富裕,但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自产加工的能力,只能依靠外来加工和进口满足国民的日常生活需求,而且当地发展极不平衡,很多地区还处于没电没水或限电限水的状态。

于是,我决定做电视机生意。我回到国内,找到江苏无锡一家电视机厂的厂长,请他们改造一批黑白电视机,既可以用直流电,也能用交流电,还增加了专门的插座。第一个试探性的货柜装了960台经过改装的黑白电视机,运到南非之后,想不到12天就全部销完,供不应求。我喜出望外,这说明我们对市场所作的调查是正确的。

不久,我开始提供售后服务。我和工厂达成意向,对电视机实施包退包换的全方位服务,让黑人兄弟放心和安心。又根据用户反馈的信息,进一步改进电视机的性能。生意渐渐大了。

钱越赚越多,我就开了工厂。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COMMISSIONER STREET,我和无锡电视机厂合作,建了一个800平米的工厂。除了仓库,我们还在那里建立了黑白电视机的组装车间和维修间,并且从电视机厂引入了专业技术人员。

在南非有了组装车间之后,我们的电视机进口流程分成了三部分:把整机分拆成零部件,分柜分时间段发到南非,在约翰内斯堡车间组装成成品并调试。半成品的货柜关税便宜了很多。当时,电视机整机的关税税率超过30%,零件只有14%,我们的收入也就增加了不少。这样就有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去保证售后服务和开发新品种。

电视机生意在南非站稳脚跟后,我们对外壳进行了修正,配备了中英文说明书,并且打出了自己的品牌:“东立”牌黑白电视机。意思是说,我们东方人屹立在南非。可以说,在南非还没有像我们这样较大规模做电视机一条龙的服务。

1993年,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投资300万美元,在南非创办SVA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把上海无线电四厂的一条流水线直接迁过去。这是中国在南非的第一家独资企业。我还代理过他们的电视机产品。除了电视机,我也做了一些其他贸易,包括茅台酒、收音机等,都是从国内发货柜到南非。

在南非多年,我渐渐累积了千万资产,在约翰内斯堡的一个湖边买了一幢大房子。我也拿到了当地的绿卡,可以永久居留。有了绿卡,就不怕警察查了。

被枪抵着脑袋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十几年的创业,我真是尝尽了甜酸苦辣,很多事情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我面对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我的梦想、家庭的责任感使我一次次坚强地挺立,渡过难关,我没有做逃兵。那个时候,可以说每天我都处于浑身紧张的状态。

刚到约翰内斯堡,因为没有工作签证,每天都可能有警察前来盘查,很多时候都要东躲西藏。更麻烦的是,需要应付各式各样的小偷和强盗。

最开始摆地摊的时候,每天回家,常常把上衣扎进皮带,把钱塞进衣服,外面穿件夹克衫,手里再拿着一个小塑料袋伪装,别人就看不到我有钱嘛。袜子里也塞了钱,就是不敢放在口袋里,小偷太多了,光天化日之下也有人抢劫。

后来虽然钱渐渐多了,但还要假装自己很穷,穿得破破烂烂的。我到银行去存钱,每次都是提着菜篮子去,下面放点青菜,钱放在中间,上面再放点黄芽菜之类。取钱的时候也一样。这样走在马路上,别人也不知道我篮子里拎着钱。

抢劫的事我经历太多了。南非并不安全,中国人经常被抢劫。我至少面临过四次死亡的危险,多是被枪抵着脑袋。

非约翰内斯堡,当地的排外分子在街头制造骚乱,攻击和抢掠外国人商店

我最早住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Bree Stree。1992年4月4日下午,我上街买菜,准备在第二天清明节做点父母生前喜欢的菜肴,祭奠他们。我走出Bree Stree,有个人一吹口哨,四面好几个黑人都奔过来。其中一人把我压在人行道上,死死掐住我的喉咙,另一人用匕首顶着我的腰间。他们不停地嚷着:“Money!Money!”我透不过气来,不敢动弹分毫,趴在地上,看着他们把我的衣服剥光,只剩下一条裤子,什么东西都拿走了。那时候还穿着那件特意买的阿玛尼西装。我只有害怕,小便都流到裤子上。整条大街没有一个人出来帮我,只是在一旁看着。

这个时候,巡逻的警车过来,黑人四处逃窜。警车里窜出两只又高又大的德国狼犬,直追劫匪。我被一个白人警员扶上了一辆警车。呯、呯、呯,枪声响起。一个嫌犯被带上警车,屁股上都是血。另一个黑人则被狼犬咬着,往警车方向拖,小腿上流着血。

有一个路边摆摊的女黑人也中弹了,大腿上流着很多的血,躺在地上不停地哭喊着。她的摊位被推倒了,满地都是西红柿、土豆和洋葱……医生们立刻上前救治。一个黑人嫌犯穿着我的那件西装,隔着警车的铁窗流泪向我哀求:

“我求你啊,我真的没法生活啊。我家里有三个孩子,大的四岁,中间的两岁,最小的三个半月。我和家人都没有工作,真的没钱生活和抚养孩子,求求你,救救我啊……”

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看着黑人流泪。他的肤色黑得发亮,头发又卷又短,牙齿洁白的。他那带着手铐的双手不停地向我拜着,重复着“求求你”。我陷入了深思。

后来又有一次,我开车等红绿灯,车子停在斑马线前。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走过来,咚咚咚地敲车窗,嘴里说着“Please give me some money(请给我一点钱)”。我以为是讨饭的,把车窗打开,一杆枪就伸进来了。我马上举起手来,这个人打开车门,把我拖了出去,按在马路上。我动都不敢动。他把我的口袋摸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留下,然后开着我的车跑了。我连乘汽车、打电话的钱也没有了,只能走回家。

南非的社会秩序一直比较混乱。1997年,我电视机生意做得最好的时候,每一次都是三四个大货柜,来不及把货物搬进仓库,只能放在马路上,总会有人晚上来偷东西,甚至明抢。我没法管,后来找警察帮忙。我大概是当地第一个找警察看货柜的中国商人。每次找三个警察,背着枪,守着我的货柜。货物全部卸完,才叫警察走,给他们一笔报酬。

在南非时的裘永泰

第一次被抢,并没有打击我在南非打拼的信心。第二天,我买了一份保险。我觉得随时都可能有意外。后来,我又买了一份全球性的保险,假使我正常死亡,家人将得到一笔钱,如果我被人家打死了,赔偿翻倍。后来多次被抢,我依然信心坚定。因为我小孩还在法国念书,学费不低,家里还要养活,我觉得一个男人为了家庭过更好的生活,可以去拼命。我总对自己说,既然出去了,就一定得赢。有了保险,家人有了保障,我的胆子也大起来了,不再害怕死亡,心也踏实了。

离开

2004年,大哥裘永祥在迪拜龙城,那时候他还没退休,在中智公司海外发展部,参与龙城项目招商。他让我过去,劝我不要在南非待着了,总被人拿枪顶着。我毫不犹豫选择去了迪拜。

实际上,我当时决定离开南非去龙城,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我已经赚了一笔钱,家人生活好了,不用那么拼命;更重要的是,在南非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我们刚去的时候,1南非兰特可以兑换人民币2.6元,后来,南非兰特贬值,只能兑换5毛人民币左右。汇率倒逼了,实在不好挣钱了。

2004年10月,处理完南非的生意后,我回国休养了一段时间。第二年春节过完,我便来到了迪拜龙城,准备在这个和平、舒服的地方再做点生意。

在迪拜,什么赚钱我做什么。我最开始卖阿拉伯头巾,做了四年,卖的人多了,生意渐渐不好。我又转卖床上用品,因为阿拉伯男人可以娶好几个老婆,她们又各自生育子女,家庭人口庞大,卖床上用品是一个不错的生意。不过,没过几年,龙城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我就去卖窗帘了。那几年迪拜房地产业火热,买房的人多,窗帘需求量大。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开始做箱包生意。

迪拜市民在龙城商场的中国商铺购物

在迪拜快十二年,生意总是换来换去,也赚了一些钱。尽管迪拜治安不错,对华人也比较友好,但我渐渐有了不安全感。龙城的经营环境已经不比从前,而中国人依然源源不断地涌入迪拜,竞争越来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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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我都在计划回国。我在海外做了24年生意,从南非到迪拜,经历了大多数海外中国商人相同的欢喜与痛苦。我体验过流水般赚钱的日子,也被人用枪抵在脑门,被抢得只剩下一条裤子。这么多年遭遇了各种困境,但从来没有做过逃兵。如今年过花甲,我想回到中国,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收藏。不久前,我在国内开了一间民间收藏博物馆,开始渐渐告别二十多年的海外商人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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